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饱受战争伤痛的西方世界，不但民众的经济生活依旧笼罩在战争的阴霾中，也引发了他们对自身价值观的质疑，导致许多人把视角转向了东方，希望可以借鉴东方文化来解救自己，而作为东方世界的代表，中国的传统文明和政治模式，都吸引着西方人的目光，这使得20世纪初来华的西方旅行者都不自觉地带有一种共同的倾向，就是致力于寻找一个所谓的“中国”，一个他们心中真正的东方文化之国。正如尼古拉斯·克利夫德（NicholasClifford）在他研究清末与民国时期英美旅行者的游记时提到的那样：
怀特兄弟出版物与原作
当时的中国经历了民主革命后，正逐步向新的方向迈进，越来越多的城市变得“现代化”或者“西方化”，这使得西方旅行者所追求的“中国性”变得越来越模糊。在这样的背景下，北京相对于上海、香港、广州等城市就显示出了他独特的意义。他的宫殿、寺庙、城墙上刻写着现代进程中无法忽略掉的历史，他是一座前进的“过去”之城。就像英国女作家裴丽珠（JulietBredon）感叹的那样：“北京的历史是中国历史的缩影。”这句话不仅仅代表裴丽珠个人在北京生活的感受，也反映了西方旅行者们以北京为中心的“中国幻想”。随着民国的成立，中外交流的进一步放开，越来越多的西方旅行者来到中国，留下了许多的游记、书信、小说，甚至是摄影与绘画作品。
他们游走于北京各处，原本在他们想象中神秘、森严的皇家园林都已对他们开放，古老的寺庙、宏大的宫殿、精美的园林使他们对于北京这座古都的厚重与深沉有了深刻的了解。而与此同时，随着国民政府对于城市改造，最新的、现代化的公共空间与古都的文化建筑交织在一起，极大地刺激了西方游历者的眼睛与心灵，使得他们对于这座时刻变化的政治文化之城充满了好奇与喜爱，而摄影则是表现这种情感最为合适的媒介，在众多来北京的摄影者中，怀特兄弟（赫伯特·克莱伦斯·怀特（HerbertClarenceWhite）与詹姆斯·亨利·怀特（JamesHenryWhite））无疑是当中的佼佼者。
赫伯特怀特坐着黄包车在北京城内拍照
怀特兄弟出生在澳大利亚的一个基督教家庭，祖父母经营着当地颇具影响力的出版社，丰厚的学识以及出版社带来的全世界各地的信息，使得怀特兄弟自幼就接受到了良好的教育，他们跟随祖父母学习到了各种印刷、传播、出版以及摄影的知识，这也为他们日后来到中国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他们分别在年和年先后来到中国从事出版与传教工作，而闲暇时刻畅游北京，拍摄北京的风景建筑是兄弟两人最喜欢的事情，手中的格拉菲相机的快门一刻不曾停闲，在一年中，他们拍摄了余张照片。
随后几年的日子里，即便是在上海任职时期，每年夏天也都会回到北京继续拍摄，继续着热爱与痴迷。五年后的年，怀特兄弟已经在中国拍摄余张照片。为了更多地展现古都北京的魅力，兄弟两人在这些作品中挑选了70幅，利用了当时最好的凹版印刷技术与装帧技术，制作出了《燕京胜迹》这本摄影画册。用照片把自己在中国的发现告诉世界，向西方的朋友们展现这古老文明的辉煌之美，把北京的意韵传播到全世界。
即便是现在你也很难找到能像《燕京胜迹》这样精美绝伦的摄影画册了，不过它的精美不只是表现在它的织锦封面与刺绣字体，不只是表现在它那中西融合的画册设计，也不只表现在它那细腻柔和的凹版印刷的图案，而是书中精妙的摄影语言以及怀特兄弟对于北京这座城市的热爱。
内金水桥与午门
颐和园“云辉玉宇”牌坊
就像许多刚来北京甚至未曾到过北京的西方人一样，怀特兄弟也对北京充满了幻想，紫禁城巍峨的宫阙、天坛的穹顶、北海的白塔、颐和园的长廊、角楼和城墙等等。他们在游历之中会下意识地寻找这些北京的标志，并用相机唤醒他们幻想。但与之不同的是怀特兄弟的镜头中少了许多猎奇的成分，更多的是一种平和，一种亲近的和谐，他们不急于记录下什么，他们更在意感受到什么。这种摄影视觉与当时他们阅读的文字是离不开的，在这其中对他们影响最为深远的就是英国作家裴丽珠所写的《北京纪胜》，赫伯特曾专门写到：“那本优秀著作《北京纪胜》激发了我的兴趣，我也由此爱上了北京伟大壮丽的名胜古迹。”
怀特兄弟《燕京胜迹》原版艺术摄影作品、玻璃底片（照片张、幻灯片31张）
银盐纸基手工上色玻璃幻灯片印章
年代
尺寸：小：25.5×11cm大：20.5×25.5cm
RMB:1,,-1,,
也正是如此在怀特兄弟的镜头中，北京的建筑占有十分大的比重，在拍摄时他们绝少选取奇异的角度，更多的是平视，他们要找到的是最能体现建筑本身美感的位置，以及最为合适的光影。就像胡适在《燕京胜迹》序言中写到的那样：
怀特兄弟对于北京建筑的拍摄并非建筑考察的带有一定的范式感，他们不喜欢横平竖直与一板一眼，所以非常喜欢与擅长利用建筑主体与环境的结构进行组合而形成一种更加灵动的视觉。在颐和园“云辉玉宇”牌坊那张照片中，我们就可以看到，怀特兄弟所做的富有想象视觉框取。牌楼虽然是画面中的主体，却没有被直接表现，而是与树、石狮子形成多条有趣的视觉线，把观看者的视觉牢牢地聚在中心。另一张午门与金水桥，与许多摄影师喜欢站在城楼上俯拍表现金水桥不同，怀特兄弟利用视觉差把金水桥面与水面进行组合向远处延伸开，像一个手掌把远处的建筑主体午门“托”举了起来，将空间上无法构建在一起的线条，用摄影语言表达了出来，独具匠心却又随性而为，营造出建筑本身所不具备的美学特征。
角楼下面采莲人
除了对建筑本身的描绘外，怀特兄弟对于人与建筑之间的关系也是有自己非常独特的视觉呈现方式。在他们的作品中，我们可以感受到，拍摄这些建筑不只是对一个帝国“过去”的怀旧与想象，而是真的把这些建筑当做活生生的城市空间，它们是人的活动空间，是与人的活动空间相得益彰的。
图像是最直接、最具象的表达方式，往往能获得比文字更强烈的效果。比如怀特兄弟在《燕京胜迹》中探讨城墙与人之间的关系时，他在书中的文字是这样写的：
东南角楼与城墙
而这段文字的配图则在表达上更高了一个层次，护城河边的儿童犹如音符一般或蹲或站，远望着城墙与城楼，那个往常高耸入云的建筑，此刻也显得不那么冰冷与疏离了。在这个时刻，城墙已不是那个阻隔地域的屏障，而是人们生活的家园。
除了在拍摄方面颇费心思之外，怀特兄弟在拍摄后的照片制作环节也是精益求精。在画册《燕京胜迹》广告册中，怀特兄弟专门写到，他们使用了高档的双倍加厚银盐相纸进行放大制作照片，还请了有着留洋背景的优秀画家梁亚潮来给照片进行手工上色，梁亚潮并不是以一个画匠的身份来给照片做批量上色的，而是以一个艺术家的状态来为每幅作品进行二次创作的，无论是树叶被光线穿透时的朦胧、晚霞凌空时的绚烂还是寺庙墙壁上那历史的斑驳，都被他描绘得淋漓尽致。在上色完成后，梁亚潮还会在作品背面签上自己的名字并盖上印章，以此来证明这也是他艺术创作的结果。以此来制作的照片被称为是精美的艺术品一点也不为过。
画家梁亚潮的签名与印章
此次中贸影像秋拍，我们有幸征集到了一百余幅怀特兄弟拍摄的艺术摄影佳作，其中绝大部分收录于《燕京胜迹》与《美哉中华》这两本画册中，这其中五十余幅作品均经过梁亚潮的妙笔点化，颜色飘逸灵动，令人赞叹。
约翰·布洛菲尔德（JohnBlofeld）称北京为“光辉永存的城市”（CityofLingeringSplendour），他认为北京不像其他拥有金字塔、帕台农神庙或斗兽场的城市一样只剩文明消逝的空壳，而是有自己的文化与精神内核。正是这种精神内核使得怀特兄弟爱上了北京，这种爱是一种崇敬的爱，一种对千年文化的热爱。正是这种热爱使得怀特兄弟能以如此的视角来拍摄北京，也正是这种爱才使得影像能跨越百年让今天的我们依旧可以感受到“光辉永存”的北京那细腻、浪漫、厚重的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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